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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正:《趙正書》與西漢前期的秦末記憶
在 2022/3/7 11:22:12 發布

《趙正書》與西漢前期的秦末記憶


高中正

南京師范大學

 

  要:有關秦末的歷史記載,過去多依賴《史記》相關紀傳。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漢簡《趙正書》,結合相近時代文獻中的零散材料,可呈現西漢前期人對秦末史事敘述的多樣性。本文第一部分通過分析當時人對二世繼位問題的不同表述,認為《趙正書》《過秦論》等的秦二世合法繼位觀念,應承襲自秦二世元年詔書一類,秦時胡亥為合法嗣位的官方話語至西漢早期仍有影響。第二部分對《趙正書》中的甘泉置進行考證,結合《史記》所記始皇出行路線,認為甘泉置即設置于咸陽附近的甘泉宮之置。最后對秦亡的部分細節進行考察,不同文獻對秦“外無敵”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與秦廷的微妙關系等的記載,都豐富了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知。

關鍵詞:《趙正書》;《史記》;秦末;西漢前期;記憶

 

秦末漢初的歷史事件,素來為人矚目。由于史料的匱乏,以往對這一時段歷史的認知,主要基于《史記》的相關記錄。2009年入藏北京大學的西漢竹書《趙正書》[1],以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嬰的言論為中心,講述了嬴政最后一次出游至秦亡的部分歷史細節,包括始皇帝之死、二世受遺詔繼位、誅殺李斯等事件。其中子嬰進諫及李斯獄中抗辯,跟《史記》有不少相似之處。而秦始皇出行的路線以及二世繼位事件的表述,則和后者有一定差異。對于兩書相關記述的異同,學者已有不少研究[2]。但對同時期其他文獻中的零星記載,似乎少有人注意。此類史料,往往會因新出證據的支持而得以凸顯價值。如果我們以《趙正書》與《史記》的異同比較為背景,將同時期相關零散材料一并納入視野,或能對西漢前期有關秦末的記憶獲取更為豐富的認知。

一、《史記》以外關于二世繼位合法性的記述

依照我們長久以來從《史記》習得的觀念,胡亥是由趙高和李斯詐為遺詔,扶持上位。因此,《趙正書》中有關李斯等建議胡亥繼位,始皇允諾的不同敘述,就成了讀者最為關心的內容。巧的是,2013年,在《趙正書》全文尚未公布時,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9號井出土了一枚木牘,內容是秦二世繼位元年十月發布天下的文告,其中明確記載了胡亥“奉遺詔”:

天下失始皇帝,皆悼(?)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事及書[3]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徭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4]

由于文告的頒發者為秦二世,學者難免懷疑這是他出于“某種動機而歪曲歷史甚或偽造歷史”[1]。同樣,也有人根據始皇“惡言死”故不會給扶蘇遺詔“與喪會咸陽而葬”、“趙高無法亦不必矯詔”等原因,懷疑《史記》的可信度,認為“始皇帝在死前已立胡亥為繼承人”[2]。

平心而論,對于始皇帝遺詔的真相,持論的雙方,多是從情理上進行的推斷。在西漢早期就已有不同傳聞的情況下,今人想要還原事情的真相,無疑更有難度。胡亥是否為始皇屬意的繼位者,可能會是個長久的迷。

眾所周知,與其他正史相比,《史記》除了利用先代史書、官方記錄等較為可靠史料,還采納了不少“放失舊聞”及諸子百家語。對于始皇帝遺詔一事,正如宮崎市定所言,《史記》中李斯和趙高的密謀、趙高勸胡亥奪位的計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曉,當事人更不會事后外泄。因此,《史記》中的相關記載,“無疑是來自后人的創作”。[5]

《史記》中的“創作類”敘述,還有很多。秦末戰亂頻仍,官方史料的散失在所難免。因此,這一時期《史記》的記載跟其他文獻抵牾,也很正常不過。在此僅舉李斯之死一例?!妒酚洝繁緜饔浂昶咴吕钏公@罪,秦二世下令將其腰斬于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而和《史記》時代接近的《鹽鐵論·貧富》則說他“及其囚于囹圄,車裂于云陽之市,亦愿負薪入東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眱蓵鴮λ沟奶幩婪绞?、地點及臨終語的記錄,都有不同,可見當時已有不同的傳聞。

《趙正書》跟《史記》間的一些記述差異也與之類似。兩書都特別提到,始皇帝臨終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僅有少數核心大臣、近侍的參與,較為隱秘。在始皇帝死后,作為幼子的胡亥,為了穩固皇位,防止諸子、群臣的猜疑,無論是否奉承遺詔,秘不發喪、按原計劃從九原回咸陽,都是最好的處理方式。這種選擇,很可能是導致事件的相關細節,在之后不同的記述中發生齟齬的原因之一。按照《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始皇帝是在平原津得病,而《趙正書》的記述則是在“柏人”。相較之下,更為機密的始皇帝遺命事實,似更不容外泄。在無從得知內幕的情形下,秦末到西漢前期,不同群體因利益取向,“制造出”不同的“真相”,也就不讓人感到意外了。

所以,《趙正書》與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詔書,當然不能構成秦二世受遺命登基的證據鏈。二者的關系,只能有一種解釋:作為胡亥合法繼位的官方表述,秦二世元年詔書經過了中央到地方的宣傳。而生活在距秦滅不遠,甚至很可能經歷過秦統治的《趙正書》編者,對這類宣傳較為熟悉,由于無法接觸到上層的秘辛,所以在編造《趙正書》這類文獻時,自然地選擇接受文告宣揚的合法繼承說?!囤w正書》簡18說秦二世“又欲起屬車萬乘以撫天下,曰:‘且與天下更始?!迸c元年文告中的“朕將自撫天下”“與黔首更始”文句類似,也可作為這種宣傳在民間接受的明證。

通過分析《史記》有關“胡亥詐立”的記述,陳侃理認為這一故事的來源,可能是楚人以胡亥“不當立”[6]為理由反秦,漢興后,對漢朝法統有利,為“當時普遍且被官方認可的說法”,司馬氏父子最終采用此說寫進《史記》[3]。應當說,陳先生認為胡亥詐立由“反秦活動的蔓延不斷傳播擴散”、此種說法對“漢朝的法統”有利的意見,都很可注意。不過,西漢中期以前,胡亥“不當立”是否已經成為最為普遍的觀念,仍有待考量。對前代滅亡的反思,貫穿了整個西漢時期。當時的儒生、文學,常常以此諷諫立說。相比于“尚刑”[7]的胡亥,“為人仁”且同情儒生[4](P3080)的扶蘇本應更符合他們的選立標準。但無論早于《史記》的《新語》《新書》《淮南子》《春秋繁露》,還是稍晚的《鹽鐵論》等,在或多或少對秦亡的議論中,卻鮮少涉及二世繼位合法性的問題。這可能表明,秦官方的二世奉遺詔繼位的宣傳,在西漢早中期大概還有不少的受眾。[8]

上引陳侃理文曾舉賈誼《過秦論》“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一段,認為“看不出”賈誼有“胡亥不當立”的意識。此外,賈誼認為胡亥是始皇欽定嗣子的觀念,在他的《新書·保傅》中更為明顯:

殷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粽咧艹赏跤自隈唏僦?,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

《保傅》曾被《大戴禮記》《漢書·賈誼傳》采錄。丁壽昌曾認為《保傅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定縣八角廊漢簡亦有《保傅》一篇[9]。不管其作者為何,從上引文字言及胡亥身死國滅來看,此篇應為漢初文獻或至少被漢人改寫無疑。該篇的核心是討論太子的教育問題。其中以胡亥從趙高習獄法事為反面典型,認為“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并將胡亥與周成王相提并論,可見他也認可胡亥嗣位的合法性?!哆^秦論》說二世“與民更始”,也即二世元年詔書的“與黔首更始”。賈誼關于胡亥繼位的認知,大概同樣來源此類詔書。值得注意的是,漢昭帝五年曾下詔稱己“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5](P223),吳恂曾據《后漢書·張皓傳》“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認為《保傅傳》是“教太子禮儀之書,自當童而習之”[6](P32)。由此也可見《保傅》在漢皇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既然此篇不以胡亥為詐立繼位,那么從小承習《保傅》的漢室天子,對二世繼位的認知及態度,也就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總之,《趙正書》不同于《史記》的二世繼位表述,本質上反映的應當是秦末官方話語在西漢初期的遺留。西漢早期去秦不遠,秦時對二世奉遺詔繼位的宣傳,到了漢初,應該仍有相當的影響力,因而成為不少人的共同記憶。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詔書以及《趙正書》的發現,今天的我們,想必很難注意到這一點。

二、記憶與想象之間——“白泉之置”小考

事語類文獻的書寫,固然難免加工與想象,但在表述上常常也無法脫離作者的歷史認知?!囤w正書》的編者,就在基于始皇出行的歷史事實加以虛構,從而構造出一幅充滿記憶與想象的出行路線。據《趙正書》所述,為了變氣改命,始皇帝最后一次出游天下。在返程途中,于柏人(今河北邢臺隆堯縣附近)患上重病。因自知命數將盡,于是隱瞞群臣,密令盡快抵達“白泉之置”。然而病情的進一步加深,始皇帝終于無法前行,所以在臨死前與李斯進行了一段對話,決定立隨行的胡亥繼位。

始皇帝死前想要抵達的“白泉之置”在哪里?值得我們注意。首先要交待的是,所謂“白泉”,實際是整理者的誤釋。陳劍先生已改釋為“甘泉”,通過一些學者的證據補充,結論已不可移易[10]。部分對《趙正書》進行研究的學者,對陳說未加措意,甚或對“白泉”加以闡發,是不妥當的。

而注意到陳說的學者,或懷疑“甘泉之置”,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甘泉”侯國所在,即今天的河北滄州景城。當然,考慮到馬孟龍已指出“甘泉”侯國是“景”侯國的訛誤,持論者也承認“滄州說”僅是“猜測”。

所謂“甘泉侯”,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已懷疑有誤。馬先生的結論當可信。[7](P397)除卻咸陽附近的甘泉山、甘泉宮以外,目前還沒有發現以“甘泉”為名之地。陳劍先生通過對《趙正書》“其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的分析,認為甘泉“必定距柏人甚遠”,而“需日夜兼程”才能趕到。我認為此說值得重視,“甘泉”應該就是距離柏人、沙丘迢遠,而靠近秦都咸陽的甘泉宮。

與上一次出游(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從上郡返回咸陽不同。這次的路程更為遙遠。按照計劃,嬴政將一路行至云夢澤,望祭虞舜,接著沿長江而下,到達錢塘,再至會稽祭祀大禹,往北經過今天的蘇州,從句容渡海,沿海岸向北到達山東瑯邪,到榮成縣成山,接著繼續沿海往西。轉至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帶,抵達帝國的北方邊郡——九原郡,最終返回。

《蒙恬列傳》記載,為了這次出行,始皇命令蒙恬修筑直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sup>[4](P3097)其中“甘泉”,張守節《史記正義》指出即是甘泉宮。由此可以知道,沿直道從九原返回甘泉宮,是始皇帝計劃中的最后一段路線。據辛德勇的研究,這條直道,在秦始皇返程途中已經可以通行[8]。所以在嬴政死后,李斯、趙高等人才可以秘不發喪,仍按照原線路“從井陘抵九原”沿直道返回[11]。因此,這條直道的端點——甘泉,就成了從九原到咸陽的必經之路?!案嗜谩敝械摹爸谩?,是一種郵驛機構,可供往來人員休息、更換馬匹?!逗鬂h書·西域傳》說“列郵置于要害之路”[9](P2932),在直道的端點甘泉宮附近設“置”,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元封元年,漢武帝的出行,同樣是從秦時的九原郡一帶沿直道返程,并將甘泉作為終點。[12]秦皇、漢武回程線路的相似,跟直道的便捷有直接關系。公元前177年,在平定匈奴右賢王入侵河南地后,漢文帝亦從“甘泉之高奴”[13]。司馬遷在行至北方,從直道返回后,曾感嘆“固輕百姓力矣”[4](P3100)。作為生活在西漢早期的《趙正書》編纂者,對直道的便利及始皇帝的歸程路線應相當熟悉。根據前后文意,不難得知作者的思路:嬴政發現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下令封鎖消息,避免群臣知曉,命令從北方由直道盡速抵達甘泉宮,從而進入咸陽,頒布立嗣詔書,防止群臣生變。這在之后始皇帝“病即大甚”不能前行時,和李斯的一番對話可以看出:

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浜蟛粍俅蟪贾姞?,爭侵主。吾聞之:牛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爭,齊民苦。吾哀矜[14]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簡6-8

這段對話中,嬴政表達了對諸子孤弱、大臣可能紛爭侵主的擔憂。由此可以揣摩《趙正書》編者的意圖:在還可勉強前行的此前,行事隱秘、生性多疑的始皇帝,必然急切希望親自返回,以期穩定局面。所以在第一次對話中,嬴政命令李斯等“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毋須后者。其謹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沿直道直抵甘泉,道路寬廣平易,且耗時短,無疑是最佳之選。只是在力不能及的無奈下,才不得不再次倉促召見李斯等人,坦陳對大臣生變的擔心,并討論繼承人問題。而斯等人回答:“今道遠而詔期窘,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后?!保ê?span>15)“道遠而詔期窘”,顯是針對秦王急于返程而言。李斯等人準確把握了始皇的心理,因而得到準允。

所以,《趙正書》中的“甘泉之置”,最為合理的解釋,必然是距離咸陽頗近的甘泉宮之置。甘泉宮是直道從九原郡南下的終點。同樣是上引辛德勇文,已經提到作為戰略要地的甘泉宮,至咸陽早已“建成一條高質量的通道”。尋繹《趙正書》的理路,始皇帝只要抵達了“甘泉之置”,實際上也就無限接近權力中心咸陽。另外,辛文還提到,甘泉是“可以與黃帝等天神溝通并追隨其升仙的地方”,秦始皇興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連通甘泉宮與都城咸陽的道路,是“為他的靈魂尋求去路和歸宿”?!囤w正書》的編者,想必對此也有所了解。對于始皇帝而言,這次的出行本就跟“變氣易命”有關,在現世的壽命無法延續的情況下,回歸甘泉,以求靈魂的永生,恐怕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三、西漢前期秦亡局勢的不同記載

上文說過,對秦亡原因的反思,貫穿了整個西漢王朝。秦亡后成書的《趙正書》,是以西漢早期視角看待這一事件的寶貴資料。結合相近時段文獻,勾稽當時人對秦亡的觀察,對探討秦亡前期的局勢也不無裨益。

《趙正書》記載,當二世下令誅殺李斯時,子嬰進諫:

夫變俗而易法令,誅群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使以法從其約,而行不義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謀而百姓內怨。今將軍章邯兵居外,卒士勞苦,委輸不給。外毋敵而內有爭臣之志,故曰危。(簡45-48

曾經橫掃六國的秦,為何在十幾年后的反秦起義中覆亡?這恐怕是很多人曾思考的問題。引文中的“使以法從其約”“外毋敵而內有爭臣之志”,應予以重視。類似的表述也見于《鹽鐵論·徭役》:

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余力……及二世弒死望夷,子嬰系頸降楚……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

《鹽鐵論》的“外無敵國之憂”,即《趙正書》的“外毋敵”。秦帝國此時已經橫掃六國,軍事之強,一時無匹。據賈誼《過秦論》,“秦兼諸侯山東三十余郡,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儼然兵強城固。彼時秦的憂患,主要還是來源自身:一方面,是《趙正書》所言立趙高而“以法從其約”?!尔}鐵論》中頗見對因二世“尚刑”、趙高治獄法而喪國的批評。

另一方面,則是朝內李斯與趙高間的權力之爭,也即《趙正書》的“內有爭臣之志”。雙方的對抗,以后者獲勝告終:《趙正書》說“誅群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當即是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自殺,蒙恬、李斯等被誅,趙高封立等事件。先秦以降,對國家興亡類似的內外之辨還有不少?!秴窃酱呵铩份d勾踐七年,大夫浩力主攻吳,原因是吳國局勢“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這與《趙正書》的“外毋敵而內有爭臣之志”,句式相近?!秴窃酱呵铩返纳衔慕淮?,此時吳國已是大夫嚭把持朝政,伍子胥因“力于戰伐,死于諫”,跟秦國二臣相爭的局面正相仿。反觀《趙正書》,以始皇帝口吻說出大臣紛爭、孤弱嗣子,顯系后人的“后見之明”。在西漢前期人看來,除卻施政的苛欲無度,內有“爭臣”的動蕩政局,同樣是強秦速亡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15]

權臣的傾軋,獄法的日益嚴苛,引起當時各階層的恐慌?!独钏沽袀鳌份d“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值得注意的是,《過秦論》評論章邯“因其三軍之眾要市于外,以謀其上”,此事似不見他書,本無著落?!囤w正書》子嬰諫言說“大臣外謀而百姓內怨,將軍章邯兵居外,卒士勞苦,委輸不給”。兩相參看,不難發現當時可能有此類記述:章邯軍在鎮壓山東義軍時,以后方保障為由,對秦廷有所施壓。這既可能是時人因章邯背叛行為而進行地杜撰、丑化,也很可能本有其事。

內部的離心,也是陳涉軍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二世元年,陳涉、吳廣在大澤鄉起義,作為臨時組建的軍隊,裝備、后勤以及兵員素質,本無法與久戰的秦軍相比。但陳涉軍隊一路攻城略地,卻鮮少遇到后者的有力抵抗。以至于“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過秦論》)。劉師培已指出,“戰于鴻門”所說,即陳涉的屬將周文入關,軍于戲下之事[10](P2)。戲和鴻門都在今天的山西臨潼,距咸陽僅幾十公里。這一事件,在西漢人看來,是秦崩潰的重要節點。本是“群盜”的叛軍兵臨咸陽,已致朝野震動。據《李斯列傳》的記述,李斯因此數諫二世,二人由此生嫌。此后趙高更以周文入關是斯長子李由“不肯擊”為由,誣稱他有通敵之嫌,導致斯與高交惡。李斯的被戮,使得趙高方的權勢再也不受鉗制。

《鹽鐵論·結和》同樣稱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以至于“欲大而亡小”。它直接導致了《過秦論》所說“山東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連環效應。山東諸義軍,懾于秦軍的強大,在函谷關失守前,本多處于觀望、蟄伏的狀態。對此,《過秦論》有直白地描述:“諸侯起于匹夫,以利會……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賈誼認為,函谷關的攻破,給諸侯以巨大鼓舞:他們意識到,歷代秦王苦心經營的關中,并非金城千里,反秦實為有利可圖之事。所以在《高祖本紀》里,周章軍自戲而還之后,劉邦從駐守豐地轉而向外擴張,燕趙齊魏均自立為王,項梁項羽起兵于吳。至此,反秦的大幕才正式拉開。

參考文獻:

[1]孫家洲.兔子山遺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書》與《史記》紀事抵牾解[J].湖南大學學報,2015(第3期).

[2]馬瑞鴻.秦二世胡亥繼位說考辨[J].文化學刊,2017(第7期).

[3]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J].日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史學,2016(總第26輯).

[4]司馬遷.史記(新點校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3.

[5]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吳恂.漢書注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辛德勇.秦漢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6(第1輯).

[9]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5.

[10]劉師培.賈子新書斠補[M],民國寧武南氏校印劉申叔遺書本.

 

附記:本文蒙陳劍師及楊繼承、王亞龍等先生審閱指正,作者很感謝。

2017824日稿

2017123日二稿

2018316日三稿

 

本文原載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第171176頁。

 

 



[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所引《趙正書》簡文,均出自此書,為避免繁瑣,僅在引文末標示簡號。

[2] 如趙化成《北大藏西漢竹書〈趙正書〉簡說》,《文物》,2011年第6期;王子今《論〈趙正書〉言“秦王”“出斿天下”》,《魯東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日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史學》第26輯,201610月;工藤卓司《北京大學蔵西漢竹書〈趙正書〉における“秦”敘述》,大阪大學中國學會編《中國研究集刊》第63號,20176月。

[3] 20211103補】當作“著”,見鄔文玲:《秦漢簡牘中兩則簡文的讀法》,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中西書局,2016年,第221頁。參看高中正《北大簡零札三則》,《歷史文獻研究》第45輯,廣陵書社2020年,第6369頁。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第40頁。釋文參考了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通釋》,并有所改動。陳文見《江漢考古》,2017年第1期。

[5] 轉引自陳侃理《〈史記〉與〈趙正書〉——歷史記憶的戰爭》,第30頁。

[6] 原文為“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見《史記》卷二四《陳涉世家》,中華書局2013年新點校本,第2352頁。

[7] 原文作“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漢)陸賈撰,王利器校注《新語校注》卷一《道基》,中華書局1986年,第29頁。

[8] 司馬相如的《吊二世賦》同樣未見繼位問題的表述。此篇批評了胡亥因持身不謹、信讒不悟而導致亡國滅祀,跟《趙正書》文末稱胡亥是“所謂不聽諫者”立意較為接近,似乎在當時人看來,二世的無道信讒,才是秦亡的主因。見《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第3677頁。

[9] 丁壽昌說見劉寶楠《愈愚錄》卷五“古書篇傳單行”條。參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頁。

[10] 見網友“抱小”《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一文后的跟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1118日。

[11] 見《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睹商窳袀鳌酚涊d直道“道未就”,《李斯列傳》載二世即位后仍“修直道、馳道”,很可能直道并未完全修筑完成,但已可通行。

[12] 《漢書·武帝紀》記載武帝“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13] 20210901補】《史記》卷一〇《孝文本紀》,第425頁。

[14] 此字本作“令”,原整理者括注為“憐”,亦可。

[15] 20190606補】《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書,聽聞當時長老人言,“山東之難始興”,實則由秦發適戍備越引發。這又可以看作秦亡的另一種“記憶”。


本文收稿日期為2021年11月3日

本文發布日期為202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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