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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瀚先生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出版
在 2022/4/12 9:33:15 發布

朱鳳瀚先生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出版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朱鳳瀚教授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于20223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定價260元。以下是該書的書影、內容簡介、學界評價及再版后記。

 

書影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商周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家族形態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部專著。本書運用現代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以及古文字學等多種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方法,在充分挖掘利用大量的田野考古資料和甲骨文、商周金文等古文字資料的基礎上,對商周家族形態包括家族親屬組織的規模和結構、居住形式,家族成員的等級結構,家族內部的政治形態與經濟形態,家族的社會功能等進行了全面的考證探析,對商周不同歷史時段家族形態的演變及其變化的背景和原因及這種演變對國家結構、政體、軍事組織、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做了深入揭示。

 

學界評價

張政烺先生評價此書“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成果,所以理論嚴緊,論斷高明,運用資料也豐富。由于古文獻基礎好,閱讀使用不發生障礙。古文字學修養好,充分利用當時的文字記錄,如甲骨文、金文、侯馬盟書等第一手資料,恰如其分,創獲甚多。此外,這本書還運用了較多的考古發掘資料說明宗族問題,對于考古學界解決問題也有所幫助。行文嚴謹,學風正派,這都是很可取的。這本書所論問題,過去無人作深入系統研究,作者筆下處處勝過前人。當然不是說皆為定論,但搭好這個架子,日后討論即有基礎了?!?/p>

李學勤先生在書面鑒定意見中指出,本書“是對商周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家族形態”“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部專書。家族在商周社會歷史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家族形態的研究也可以說是對商周社會的探討抓住了關鍵的一個問題。這本書的貢獻是很大的?!髡咴谡_理論指導下,廣泛采用現代人類學、考古學的方法,對材料作綜合剖析,有不少前人未發的新見解……每一部分都是能獨立成為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近年來我國對古代社會歷史的研究日益深入,朱鳳瀚同志此書代表了這方面的新趨勢,確系一部豐富而扎實的好書?!?/p>

林沄先生在為本書增訂版所作書評中(載《中國文物報》2005427日)建議考古工作者都能讀一讀朱先生的這本書,在頭腦中有一個家族形態的大概認識,再帶著這些問題從事考古工作,一定會使自己發掘更有意義,出更大的成績。

宋鎮豪先生在為本書所作書評《中國上古家族新探索》(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1期)中對本書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評析。

《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于19929月獲第二屆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一等獎,199310月獲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4年增訂版,本次收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再版后記

拙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初版于1990年,距今已整整30年了。增訂版是2004年出版的,于今亦已16年?,F在,在商務印書館重新排印的這部書即將出版時,我沒有像2004年出版增訂版時,補充“續編”,近十余年來有關的研究成果多已見諸于發表的論文。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寫一個“后記”,結合近年來學者們新的研究成果,談一下與這部書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學術問題相關的幾點想法。

回顧20世紀80年代,在整個社會處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中國史學界在研究視角、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方面也開始有了改觀,由重視從政治與經濟角度討論社會形態、社會制度,擴展到對古代社會史等領域的深入研究。除此而外,更為重要的是,糾正了以往長期存在的所謂“以論帶史”的傾向,重視在正確史觀的指導下,將具體觀點的形成建立在扎實的史料考辨的基礎上,讓“實事求是”的原則真正落實在歷史科學中。這一轉變對于中國先秦史研究尤有重要意義。

當時,本書以對商周家族的考察為核心,也正是希望通過這一角度揭示在人類早期國家的共性之下,商周國家與社會的某些特質。

早期文明的發展,國家的形成與演變,都伴隨著人類的社會組織從血緣到地緣的轉變,這是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通過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認識。國家、王朝是政治的產物,在早期國家內,國民即其社會成員多是由若干血緣關系不同的族群構成(在古代中國即是由若干姓族構成),血緣組織內部的親和力有相對獨立并異于國家行政組織的一面,會對早期國家機器的運轉造成阻力,因此,國家形態逐漸向高層次的發展過程,也必然是使社會成員的血緣組織之影響力逐步減弱乃至瓦解,而地域性社會組織逐步發展擴大的過程。這是人類早期國家組織與早期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這個過程的長短與轉變的方式,不僅與建立了國家的各個古代族群、族團自身的生產力水平及與之相聯系的生產方式、生產組織的規模有關,而且與其歷史地理背景及文化傳統有關。這些因素不僅會影響國民(特別是人數居多的社會下層)生活、生產組織的規模,更會影響作為國家支撐的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特別是社會上層)組織與王朝政治相適應的程度、互動的形式及瓦解的速度,從而也牽連著國家形態。研究這一過程,實事求是地揭示不同的早期國家社會組織在由血緣到地緣這一發展過程中的共性,特別是不同的特性,應該是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對于中國上古史尤有意義。

在本書(正編及續編)中,筆者根據古代中國的情況,將上述發展過程約略分為了商后期、西周與春秋、戰國四個時段。當然,由于學者們對具體史料的理解不同,對于本書所論會有不同的認識,這種不同的認識與討論正是深化研究的動力。在本書面世的這三十年間,已有不少學者對本書的觀點從各個角度表達過一些不同看法,有許多指教,這是我要十分感謝的。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出土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資料的日益豐富,也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本書基于寫作當時所掌握的資料與當時的認知水平所得出的看法,確已有不少需要訂正與深化。

此外,在近年來學者們發表的論著中,有的涉及到與本書相關的問題,其中有以下幾個概念性的問題,借這次寫“后記”的機會做一些說明與補充: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血緣性社會組織”的概念問題。本書所論證的商與西周的貴族家族,之所以可以認為其本質上屬于血緣性的社會組織,是因為其是由父權家族發展而來的宗法性組織,大宗與諸小宗間有血親關系的紐帶,同時兼有著宗法等級關系,血親與嚴格的宗法等級關系并存,是商周宗族組織的特性。言其血緣性,是就其核心成員的關系而言,并不等于說,生活于此類商周貴族家族組織內部的所有成員間皆有血緣關系,仍是史前的父系家族那個狀態,這似乎是勿需贅言的。除了男性成員的配偶出身異姓(盡管商代女子名稱不言姓,但這與周人只是名號制度的不同,沒有理由認為商人還有同姓婚)外,在商人宗族內還會有被征服、被掠奪來附屬于商人貴族的異姓成員(《左傳》定公四年“殷民六族”隨伯禽封魯,“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類丑”即是此類人)。在商后期的商人墓葬中,非王的較大型墓亦常有殉人,包括青年男女與未成年人,這些殉人即是在商人宗族內被奴役的異族成員。關于商人貴族家族內奴隸與奴隸經濟的情況,本書1990年初版時即在第一章第三節有“五、關于人殉和家族內的奴隸制”一節中有集中的闡述。至于西周貴族家族不僅存在著異姓的“家內奴隸”似的奴仆,而且更有著異姓家臣(這在商人貴族家族內是否也已存在,資料似尚未能確證)。家臣制度自西周始有迅速的發展,是造成春秋時期“陪臣執國命”的局面形成的基礎。這就是說,在論述社會組織由血緣到地緣的轉變過程中,我們通常所謂的商周血緣性貴族家族組織,是就構成宗族組織核心成份的貴族之間的血緣紐帶關系而言的,并非簡單地認為只是純血緣的親屬組織。對于這個概念性的問題,在本書中未能集中做一清晰的闡述,在這里做一下補充還是有必要的。

其實,在當代研究者筆下通常出現的“商人”、“周人”稱謂,與商周的貴族家族是性質不同的,“商人”、“周人”的概念其實更應理解為是若干異姓族群的集合,或可稱為“族團”。

1990年本書初版本中曾將“商人”稱為“商民族”,將“周人”或稱為“周民族”,這些概念,易引起誤解,我在此后的文章中已很少使用。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認識商與周初青銅器銘文中通常被學者稱為“族氏銘文”或“族徽”(這個 “概念”就其性質來說有相合的一面,俗稱也無妨,但不嚴謹,在漢語中“徽”不一定是文字,可以是圖形,而在商周器銘中的此類銘文應當是文字,只是多有藝術性的表現方式)的銘文內涵。近年來有學者發文否定這類銘文表達的是族名,認為所表示的是親屬稱謂與官職,并認為將這些銘文當作是族名,會過分突出商代社會中的家族作用,是對血緣組織的過度強調,是混淆家族組織與國家行政管理兩個層面。所以,這個問題的提出,實質上是置疑國家組織下會有上述商人貴族家族這類血緣組織的存在,否定其對商王朝所起到的政治作用。但我個人覺得,如要置疑這一點,重要的似不是從國家性質上的一般理論性的認識出發,而是要嚴謹地審視這種看法的學術根基,對被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同的族名銘文所作的各種其他解釋是否符合科學的古文字學的認知,是否合乎近數十年來被多種資料所揭示的商代社會的實際。

1983年第1期《考古》上刊載的張政烺先生的文章《郭沫若同志對金文研究的貢獻》特別提到,郭老所作《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講到“此等圖形文字乃古代國族之名號”,“是脫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的看法,“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并且經過半個世紀不曾過時。張先生這樣評價,應該是出自多年來對商金文研究的感悟,絕不是敷衍之語。

否定此類銘文為族名的學者,認為這類銘文包括親屬稱謂,而多數則是官職名,但實際上被學者們認可是族名銘文中是很少有親屬稱謂的(除了少數器銘中有“子某”為族名,這屬于以族長名字命族名,非親屬稱謂)。少數族名會附有“冊”(作冊)等官職名,但這類職名亦只是標志作器者有“作冊”的職務或其家族曾有族長任“作冊”,本身并非族名的組成部分。不可否認的是,部分族名銘文確與卜辭與商金文所見官名相合,而這正是“以官為氏”的體現,且只有成為了氏名,才能在延續好幾個世代的銅器上保留。

凡是熟悉商金文的學者都會知道,其實在此類被認作是族名的銘文中,有許多名號我們并不能確指其來源,這正緣于古代氏名來源的多樣性。鄭樵《氏族志》所總結的多種氏名來源解釋了這一現象,但無論如何,絕沒有根據將這些不能確知來源的名稱都當成官職名。要將大量的族名類銘文多改判為官職名,則必要有嚴謹的出現在甲骨卜辭與金文中的例證,這是一個需詳細論證才能成立的命題?,F今所見的以往被認為是族名的銘文,有許多獨特的名號據所銘銅器的年代知其曾存在于幾個世代,比如從商后期中葉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個別的甚至會到西周中期。如認為皆是作器者的官職名,顯然不可能存在于這么長時間,甚至改朝換代仍一直任同樣官職。西周時期商遺民有不少還使用著本宗族的名號,并樂于將之銘于器上,是與西周王朝為減少敵對力量,充分利用殷遺民為自己服務而對殷人貴族實行的綏靖、優渥政策分不開的。

此外,還需指出的是,此類銘文常常署在作為祭器的器皿上,用于宗族祭祀先人的禮器。在銘末署官名,自然不如解釋為是作器者的族名合乎情理。學者或將較大型商墓中出土帶有這類銘文的銅器,解釋為器主人生前為王官,故有此身份,這是將青銅器當成顯示政治身份的器物。但與其這樣解釋,倒不如從這些帶有族名的銅器的性質多屬祭器來看(多有受祭者日名),理解為有較高地位的貴族在自己宗族內具有宗子的身份,故多擁有青銅禮器為好。

在商與西周早期的墓地中,眾所周知,由于墓地多數被盜,特別是較大型墓多被盜,且墓葬里的銅器是主要盜取的對象,所以即使是族墓地,也不便認為族墓地中必定會存有大量的銘有族名的銅器。只有在盜擾較少的族墓地中,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墓中,或不同時期的墓葬中會出銘有同樣族名的青銅器,如滕州前掌大墓地、羅山蟒張后李墓地、涇陽高家堡戈氏墓地等。而且,隨葬的青銅器畢竟只是作器者生前所作青銅器的一部分,甚至是少量的部分,大量的器物會傳于子孫,會陳列于各家族的宗廟中,不一定皆會埋入墓中。

卜辭與商金文資料揭示,在商后期王國內存在著眾多子姓的與非子姓的貴族宗族,在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族”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商代社會有多么的原始,并非低估了商王國發展的水平,因為大量的資料證明,這種“族”已非單純的親屬組織,其所具有的宗法團體、武裝集團與經濟組織的性質,使其也具有商王國基層行政單位與軍事組織、生產組織的作用,這恰是商后期王國作為早期國家的特點之一。本書用一定篇幅探討了這種特點形成的原因。

筆者認為,幾代學者數十年來對商與西周時期家族組織特征與性質的認識,是中國上古史研究應充分予以肯定的成果,今后的研究必然會后來居上,必然會糾正、補充以往認識上的種種偏差,深化認識,但這個研究的基礎似不宜簡單地拋棄。

第三個問題,是對商與周初青銅器銘文中“復合氏名”的理解問題。在本書中,曾以復合氏名作為了解商人家族組織構成形態的資料。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對復合氏名問題又做了多方面的探討,這是很有必要的。復合氏名的形式有多種,特別是其中那種大的“亞”字形中容有復合氏名的較復雜的分布形式,如何正確解讀,確需做深入思考,或許有待于今后新資料的發現。但是,對復合氏名的解讀,常有學者提出“合并”說,即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宗族共同作器,也有的學者提出是通婚的兩個族共同作器,這樣的兩種說法,與銘有復合氏名的青銅器絕大多數是祭祀用的禮器之性質似有不合。作為祭器,作器者必然只能是本宗族成員,《左傳》僖公十年狐突所云“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原則,雖不能理解得過于嚴謹(比如商王會祭非子姓的伊尹,這很可能屬于《國語·魯語上》中展禽所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但對于作為宗族內與宗法制度相聯系的祭祀禮儀,基本上是應當遵守這一原則的。非本宗族的成員,尤其是姻親,似無可能與之聯合作器來祭祀同一位先人。而在當時,為祭祀先人作禮器,一般是各家族內宗子所為,是其個人所具有的宗法身份與權力的表征。即使是同宗的親族,已經各自單立族氏,作祭器也是祭祀自己依宗法身份可祭的先人。祭器似亦不具有用來顯示宗族之間聯誼的功能,兩個同宗的小宗家族聯合作器祭祀大宗先人,這樣的情況亦需要有例子證實其有。在西周時,大宗會掌控本宗族成員制作禮器的行為,而大、小宗一般也是各自獨立作器的(如簋與衛簋銘文所示)。

由這個問題我感覺到,對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資料的解讀,宜充分考慮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考慮當時的宗族制度與禮制。對舊有的認知作新的更深刻的闡述,是學科發展的必然,但學術創新必須有其合理性。商金文中與殷墟卜辭中有若干值得深入鉆研的重要學術問題,比如上述復合氏名中的復雜形式,比如日名制與金文中的“亞”字形等,而對這些問題研究的深入,必然會大大促進我們對商周家族制度,特別是名號制度的了解,這些都有待于年輕而有才華的學者們的持續努力。

第四個問題,是有關“族墓地”的問題。在本書的商、西周時段的論述(包括“續編”)中,都援引過墓地資料,試圖通過解析墓地布局、墓位、墓葬形制及隨葬品等情況,來探討墓主人們生前的家族結構、等級結構。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在寫本書中有關部分時,僅有少量的前輩學者對墓地做分析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比如張忠培先生對史前墓地的解析方法,比如《灃西發掘報告》對西周張家坡墓地的布局解析,還有北大考古教研室出版的《商周考古》的有關章節等。特別是《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刊出的《殷墟西區發掘報告》首次提供了含有若干墓群、組的大片墓地的資料,報告的結語也有很好的富于啟示性的論述。記得當時曾多次與陳雍兄共同分析殷墟西區的資料(筆者從陳雍兄處多受啟發),畫了好幾大張的圖,將不同期的墓葬涂成了不同的顏色,以解析墓地形成的過程,探討各群、組墓位分布的形式與規律。在本書中所采用的按墓葬期別來分析墓地形成過程的連續展開式的圖示方法,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摸索出來的,因為到了一塊較大墓地之晚期,不同群組的墓葬世代向外延伸分布的結果會連成一片,很難再看出其中應該區分的若干小片族墓地的分布,只有作分期的解析,才能較有依據地做墓地群、組的分劃。

 “族墓地”在商與西周社會的普遍存在,不應該被懷疑,鄭玄在《周禮·地官》“族墳墓”注中講過“同宗者,生相近,死相逼”,確切闡釋了族墓地之所以存在的當時人們的心理與心靈之根源。族墓地的不同類型,直到中國近代社會,還在各地區普遍存在過。如果對商、西周墓地作時段性的解析展示,會看到在一片墓地中,先是有幾座墓相聚合,埋在一起,形成幾個墓組,每個墓組實際上即形成了最初的小墓地,各個小墓地之間,一般都會有相當遠的距離。至以后各期墓,會分別向這幾個墓組聚合,逐漸擴大了墓組的分布面積。從這種墓地形成的過程中可以判斷,早期彼此在空間上有意與其他墓組相隔離的每一墓組與其所在的墓地,即應該是有親屬關系的家族成員的“族墓地”,單純的墓位聚合過程與聚合狀態雖然只是族墓地的表征之一,但無疑是判斷族墓地存在的重要依據之一。劃分族墓地一定要避免將凡存在于一塊較大面積墓地中的墓葬均歸為同一族的墓地,上述這種按時段解析墓地形成過程的方式是極為重要的。若干小片的墓地,是否彼此間因有宗族關系而聯成一片更大的墓地,從而反映了更高一級的親屬組織的存在,自然要看其他墓葬因素,比如墓葬形制、隨葬品的形制、組合及陳放位置,特別是別致的葬俗等。本書初版本中曾對當時所想到的判別所謂族墓地的原則有過表述,并在作殷墟西區墓地分析時,有過探討。當然,這時的研究只是出于希望充分利用墓地資料解析社會組織的愿望,只是一種初步的嘗試,其不嚴謹、不成功處自然是有的,但或許起到了為其他學者提供借鑒的作用。

近十幾年來,安陽殷墟孝民屯墓地、陜西周原遺址的發掘或調查,都揭示出一種類似的情況,研究者稱之為“居葬合一”的狀態,即墓地往往存在于遺址的旁邊,即使像20世紀70年代發掘的“殷墟西區墓地”,其實在其間也分布著若干處居住址及手工業作坊遺址。這說明,當時一般的商人與周人家族的墓地,有一種形式,即將墓地置于離自己族居地不遠的地方,正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安陽孝民屯(四)殷商遺存·墓葬》上冊(文物出版社,2018年)中所講“此次孝民屯遺址的發掘情況也證實,這種‘居葬合一’的模式是殷墟時期最主要的聚落形態?!保ń诙镱^遺址發掘的新資料,也表明在遺址中心區,有墓葬置于居址范圍中或鄰近處的現象)與這種小面積族墓地對應的很可能正是墓主人生前聚族而居的狀態。在當時的都邑中,圍繞在宮殿區周圍居住的各貴族家族所能占有的居址與屬地面積有限,這很可能是將墓葬置于居址中或附近的原因。在非都邑地區則仍會有與居址隔離的較大面積的獨立墓地存在。至于在殷墟與周原手工業作坊附近的墓地如確是手工業者的墓地,其是否為族墓地的形式,應該與這些手工業者的身份與其生前是否以族為生產單位并聚族而居有關。

近年來,學者亦提出“超越血緣紐帶的地緣性墓地存在”,這自然是有可能的,特別像到了西周時期,像周原地區、豐鎬地區,聚居了不同姓族,不同來源的居民,這種狀態體現于該區域的墓地中,自然會出現這種所謂“地域性墓地”,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地域性墓地”應是就整個墓地而言,并不能否定其中若干小面積的族墓地的存在,像周原扶風的姚家墓地等則是包含著若干族墓地的較大面積的墓地。因此,“族墓地”是有大小層次之分的。講“族墓地”不一定皆是指大面積的由數個墓組構成“墓群”的較大面積的形態。完全用“地緣性”來籠統解釋商、西周時期的墓地,會忽視其中“族墓地”的存在及其反映的居民社會組織的形態。實際上,可以認為是純“地緣性”的墓地應主要存在于近現代。

第五個問題,回到本“后記”開始提到的問題,即地緣性社會組織在商、西周時期發展的情況。筆者在本書中曾引用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中有關西周初周人設立“里”的意義,同意他所認為的,設立“里”為基層行政單位,將商人諸宗族加以“里”的地域劃分,是周人治理殷遺民的一種手段。同時,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初版本即曾舉過大家都知道的西周金文的例子說明,此種“里”之類的地域性組織并非僅設在成周,“這大概是周王朝對所統治地區民眾加強控制的一種帶普遍性的措施。只是其中當尤以治理殷遺民為重點”,并沒有認為只有成周才設有“里”,也不是認為這種措施只專對“殷遺民”。

所謂地域性的社會組織,即以地域來劃分居民,以不同層級的地域區劃作為居民組織的各級單位,在當時,無論是商人還是周人基本上還是聚族而居(族的大小規模會不同)情況下,應該多數不是自然形成的。統治者人為地以地域為居民組織,無疑是一種進化的行政管理手段,用以抵制與減少被統治者家族組織的存在對國家行政帶來的阻力。應該說,在西周時期“里”之類地域性居民組織單位可能已漸漸設置的比較普遍,但“里”在各地區具體的發展過程,以及“里”的大小、有無面積的統一規定,是否已有了如東周文獻所見的那種有墻有“里門”的形態等,限于資料,一時似難以講得很清楚。在西周早期偏晚約昭王時的令方彝、方尊銘文中講到周公子明保奉王命來到成周,“舍三事令”,“舍四方令”,即施命于王朝內外服諸官,其中內服職官有“里君”。此“里君”顯然即是負責管理“里”中居民事務的官員,但聽明公施命的“里君”究竟有多少?即使只是指成周的“里君”,光成周的“里”即不會少,總不可能所有“里君”都有資格到王朝聽明公訓誥,所以此銘文的“里君”也可能是管理所有成周“里君”的總負責人?!袄铩钡脑O置應比較普遍,除成周外,宜侯夨簋銘文中有“在宜王人十又七里”,史頌諸器銘文中所見蘇地有“里”。銘文所見王畿內周原區域內的“里”有大簋中的王賜大的“彫睽里”(是以小貴族“彫睽”私名命名的“里”)與五祀衛鼎中的衛舍給裘衛的“林悽里”(“林悽”則像是地名),這樣的“里”未必設在城邑內,似是一種獨立的聚落?,F所見西周銘文中有關“里”的資料有限,對于“里”在西周時期的王畿及封國內發展的情況,目前還未能有更詳細的了解。

有的學者不認為“里”是起源于西周,認為既然周人對殷遺民加以“里”的劃分,不排斥商人本來即有類似的地域性行政組織,并因而對商人以族為社會組織單位表示懷疑。我倒是覺得,設“里”有可能是周人在滅商前在關中對已征服的地區所采用過的地域性行政管理手段,在克商后移用到成周及其他占領區。商后期時商人有無“里”,或有無其他地域性行政組織,從理論上講,也未必沒有,但是這也是個需要實證的問題。迄今在殷墟卜辭與商金文中多有稱“某邑”的聚落名,其規模有大小之分,只是未必是地域性行政單位的名稱。所以商后期王國中的地域性具行政性質的居民組織有否,還需要作深入研究,也可能會有待新資料的發現。亦正囿于資料的不足,本書對商這一時段地域性行政組織的存在與發展情況只能闕如,而暫以西周王朝設“里”,作為探討早期國家中地域性行政組織的功能與其興起之原因的資料。

 

以上所言,是藉本書再版之機緣,將自己在閱讀近年來諸家與本書內容相關的論著時所產生的的想法,集中起來拉雜地作一簡略的闡述。因學識限制,加之考慮不周,會多有不妥之處,敬請學者們指教。作為初版于三十年前的這本書,今天如仍能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以及某些具體看法上對學術研究起到一點作用,或不當之處可引以為戒鑒,都會使我感到慰藉。

 

感謝楊博先生惠賜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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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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