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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劉寧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集萃》出版
在 2022/4/16 19:00:08 發布

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劉寧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集萃》出版

 

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劉寧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集萃》于2021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該書定價560元。以下是該書的目錄、前言、后記及內頁展示。

 

書影

 

目錄

前 言 / 劉寧 / 8

 

第一章 銅器

(一)出土銅器 / 16

(二)傳世銅器 / 92

 

第二章 磚瓦陶銘

(一)出土磚瓦陶銘 / 222

(二)傳世磚瓦陶銘 / 248

 

第三章 封泥

(一)出土封泥 / 262

(二)傳世封泥 / 270

 

第四章 碑石

(一)東漢石經殘字 / 288

(二)魏晉碑 / 306

 

附文

鳥紋三戈的再研究 / 李學勤 / 312

商三勾兵研究及著錄 / 316

介紹一件羅振玉舊藏的羹匕 / 單育辰 李松儒 / 318

燕王職戈考釋 / 張震澤 / 324

遼寧地區出土青銅器概述 / 劉寧 / 328

 

附表

遼寧省博物館藏先秦時期有銘青銅器一覽表 / 332

器物著錄書刊簡稱對照表 / 358

 

后記 / 359

 

前言

劉寧

1934年偽滿洲國在原奉系軍閥湯玉麟的官邸設立了國立博物館,1938年改稱國立中央博物館奉天分館,1946年改為國立沈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古物館。194811月沈陽解放后,東北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員會接管了該館,1949年春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東北博物館,并于同年77日正式向社會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最早建成開放的一座綜合性歷史藝術博物館,195915日始改稱遼寧省博物館。

 

館藏文物中,有舊藏,有通過征集、購藏、接收、考古發掘等多種途徑入藏的歷史文物,頗為可觀,不僅數量多,年代跨度大,而且獨具歷史與文物價值。藏品的積累從建館時的1萬余件,增加到現在近12萬件,有20個文物分類,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精品薈萃、獨具特色的藏品體系。在眾多的藏品中,以書畫、緙絲刺繡、青銅器、碑志及遼寧地區考古出土文物等最具特色和影響。尤其是其中一些考古出土秦漢以前帶銘文的器物,以及羅振玉曾收藏或著錄過的青銅器等一批文物,對研究某一時代的某些問題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一  出土青銅器

遼西地區出土了近60件商周之際的窖藏青銅器,集中分布于大凌河上游的喀左縣境內,共發現有六處窖藏,計有喀左縣馬廠溝、北洞、山灣子、小波汰溝和義縣花爾樓等地。這些窖藏青銅器,具典型商周青銅器特點而又有一些區域特色,出土的幾乎全部都是大型青銅禮器,未見爵、斝之類的青銅酒器,且多鑄有族徽一類銘文,是研究遼寧地區古民族、古方國的重要資料[1]。其中孤竹罍的出土,為考證孤竹國在遼西的具體地理位置,提供了科學證據,證實了商代孤竹國的所在與遼西有關[2]。伯矩甗、圉簋與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出土的青銅器同銘,郾(燕)侯盂(原件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受燕侯賞賜的諸族銅器的出土,表明周初封燕,其勢力就越過燕山到達了遼西[3]。這些具有較高歷史內涵的銘文,充分地印證了《左傳·定公四年》中提到的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周初分封諸侯的政策,及《左傳·昭公九年》昔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記載。同時,在這幾批青銅器中已出現了一些區域特色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如喀左小波汰溝青銅器窖藏出土的[4],器耳上獨特的三層動物紋裝飾,是北方草原題材與商周彝器風格交融的典范。

 

關于這幾批窖藏青銅器的來源,學者們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為這是西周初年燕國祭祀山川時埋藏的青銅禮器[5];也有學者認為,這批青銅器還可能與箕子東遷有關,為探索商代箕族地望提供了重要線索[6];還有學者認為這是荊軻刺秦失敗后,燕王喜在逃亡遼東的路途中匆忙埋下來的,為《戰國策》卷31《燕策三》中記載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于遼東的史事提供了實物依據[7]。

 

從西周中、晚期至戰國末期,遼寧及其周邊地區流行一種有別于中原直刃式青銅劍的曲刃式青銅短劍,形制比較特殊,與中原地區常見的直刃劍形制差別較大,具有明顯的地方色彩。

 

青銅短劍文化在東北青銅文化中始終占有主導地位,使東北地區青銅文化,在形成地域特色的同時,仍保持和中原地區同步發展的趨勢。隨著鐵器的推廣進而燕文化的強勢,這一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從戰國中期起越過醫巫閭山,以點線到面的態勢向遼東甚至更遠地區深入,一方面為燕秦漢王朝在遼寧地區建立郡縣、秦漢帝國的統一并得以長期延續做好了準備,一方面也將東北亞古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到漢代出現了以遼陽(襄平)為中心的一度繁盛。

 

公元前3世紀初,燕昭王遣大將秦開卻東胡,設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其中遼東、遼西和右北平郡的部分地區位于今遼寧境內。又修筑燕北長城,防御東胡等游牧民族的南下,遼寧地區正式納入燕國版圖。在遼寧境內發現的燕國布幣中,也是以襄平布出土最多,襄平即今遼陽,是當時遼東郡郡治所在地。襄平布流通時間在公元前3世紀初燕國設置遼東等五郡,至公元前222年秦滅燕的七八十年間。隨著燕國勢力的東進,東北南部納入燕的統轄,遼寧地區逐漸成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遼寧地區出土的燕國青銅兵器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戰爭與征服,如北票東官營子采集的燕王職戈[8]、北鎮亮甲河采集的燕王喜短劍,以及傳世較多的燕王矛等。

 

除燕國的兵器外,燕秦時期戰爭中的遺存,主要是青銅兵器,在遼寧地區多有發現,如大連莊河出土的趙國兵器春平侯鈹[9],大連新金縣出土的魏國兵器啟封戈[10],丹東寬甸出土的秦國兵器元年丞相戈[11]等。戰國晚期的趙國封君有春平侯,見于《戰國策·趙策四》。春平侯是趙孝成王太子,曾于趙孝成王十七年出任相邦,翌年因為出質于秦而去相,趙悼襄王二年,秦遣春平君歸趙。在趙悼襄王死后,春平君又出任趙王遷相邦,趙王遷四、五兩年間,春平侯的相邦葛得和大攻尹趙間曾一度代理相邦春平侯分別管理邦右庫和邦左庫的監造事務。目前發現相邦春平侯監造的銅鈹多達16[12]。

 

二  傳世青銅器

本書收錄的傳世青銅器多為早年收入館中的藏品,其來源有原東北博物館舊藏、原東北文物管理處撥交、鐵嶺市有色金屬熔煉廠揀選、從文物商店購入等。特別是三代吉金在羅振玉編著的《夢郼草堂吉金圖》《三代吉金文存》等書中多有著錄,此外還有吳式芬、榮厚、李泰棻、陳介祺等人舊藏的商周彝器。

 

羅振玉是中國近代金石學家、敦煌學家、目錄學家、??睂W家、古文字學家,一生著作達189種,??瘯?span>642種。民國時期,青銅器的著錄書籍主要有圖錄和款識兩類,私家藏器圖錄重要的有《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編》一卷,分別于1917、1918年出版,是羅振玉旅居日本時在京都用珂羅版印刷的自藏青銅器圖錄,共收錄商周青銅器123件,不記尺寸亦無考釋,但這是中國人以珂羅版印刷青銅器書籍之始。同樣體例的還有《貞松堂吉金圖》三卷,收羅氏自藏青銅器198件,其中商周彝器135件,1936年影印。

 

著錄銘文,即款識類的書籍采用拓本,如1916年鄒安的《周金文存》石印本,1917年羅振玉《殷文存》二卷石印本,1933年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十八卷石印本等。最重要的是羅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以羅氏搜集的拓本為主,幾乎是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三代金文,是著錄商周金文集大成的著錄。

 

羅氏圖書中著錄的傳世青銅器,在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有三勾兵、大作鬲、魚簋、父乙觚等,其中國寶級文物商代三勾兵,三器成一組傳世至今,作器者的先君皆以日為名,三世之名先后并列,銘文倒書,不僅與《尚書·顧命》中執戈上刃記載相符,而且對研究商代親屬稱謂和宗法制度有著重要的價值。也有學者對其時代及銘文的真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3]。從20世紀初出于河北境內,就有王國維、羅振玉、鄒安、王辰、劉體智、李學勤、馬承源等人進行著錄和研究,至今各類的著錄及研究文章三十余種。羅氏同樣重量級的收藏還有魚鼎匕,傳20世紀20年代山西渾源出土,匕字體接近山西侯馬所出盟書,年代當在春秋戰國之際,系晉人之物。

 

除三代吉金,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傳世兩漢時期的銘文青銅器也是流傳有序,獨具特色。如羅振玉舊藏的西漢羽陽宮銅疏枓,疏枓傳世者極少見,此枓文字及鑄造又極精妙,是漢器中的精品。東漢夷道官斛,是體現度量衡領域漢承秦制的一個見證。從諸多度量衡文物、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看,秦漢之間從桶到斛的演變,大致以王莽作為分界。西漢量器稱為甬(桶),而目前發現的自王莽至漢末的容為十斗的量器,皆自稱為,王莽從桶到斛的改革使得秦漢度量衡制度得到修正與完善,且東漢的簡牘、器物銘文及史籍中均大量使用作為容量單位[14]。

 

羅振玉編集影印青銅器圖錄外,還廣泛編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鏡、瓦當、璽印、封泥、符牌、鈔幣、刑徒磚、買地券等專集。其中不少文物已佚,借羅氏集錄得以保存圖像及銘文。館藏安國侯銅虎符收錄于《增訂歷代符牌圖錄》,羅氏考證其為高祖八年之物,西漢初之侯符[15]。金代左右宿直將軍司從人牌子在羅氏圖錄里有相同的著錄,只是館藏的這面銅牌下端文字有殘損不全,羅氏圖錄里是完整的?!督鹗?span>·熙宗本紀》記載完顏亮等人竊符、矯詔開宮門,發動宮廷政變刺殺金熙宗,其所竊的當是這類從人牌子[16]。

 

  封泥磚瓦陶銘

館藏考古出土及傳世的封泥、磚瓦、陶器器銘也是富有地方特色與歷史價值的。如凌源縣安杖子出土了十數枚封泥,朝陽縣十二臺鄉袁臺子出土了百余件帶有”“”“柳城字樣的板瓦和筒瓦片[17],朝陽及遼東地區出土的陶銘及墓磚等,具有一定的時代特點,這些有銘器物與現已發現的數十座漢代城址及其遺物一起,是秦漢時期開發東北的歷史見證。

 

朝陽十二臺鄉袁臺子遺址位于大凌河南岸,遺址發現的建筑材料中多塊印有”“柳城字的板瓦,還發掘出專門燒制這種板瓦的陶窯,出有柳城字款陶拍。柳城是西漢遼西郡屬縣之一,是遼西郡之西部都尉治所,是遼西走廊的交通樞紐,歷史地位相當重要,史籍多有涉及,隋遼西郡、唐營州都督府都設柳城郡,下轄柳城縣,隋韓暨墓志,記韓氏夫婦于大業八年合葬于柳城縣西北七里風神崗之南麓”[18];唐左才墓志記咸亨四年合葬于柳城南八里之原”[19],朝陽地區出土的唐韓貞墓志[20]、高英淑墓志[21]都有葬于柳城的記載。但柳城故址具體位于朝陽何地,文獻卻無明確記載。根據出土的墓志及字款板瓦、陶拍,可以推定西漢柳城故址在今袁臺子腰而營子村一帶,而隋唐柳城縣治在今朝陽老城區,兩城相距不遠[22]。

 

從考古出土資料看古代遼寧文字的演變發展,最早所見的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到戰國時期的陶銘,秦漢兵器及封泥磚瓦文字,不僅有字體的變化,從金文到篆書到隸書,而且記錄著古代遼寧的歷史演進。遼寧地區發現的戰國時期陶銘,有袁臺子戰國墓出土的酉城銘陶壺、喀左二步尺出土的白庚陶銘、建平水泉遺址出土的陽安銘陶罐、葫蘆島邰集屯古城出土的且慮陶銘(采集有臨屯太守章封泥)[23],陶銘體例基本一致,都在地名后加字,是戰國時期城邑的單位名稱,西漢柳城源于戰國時期就已設立的酉城都。

 

安杖子古城址位于凌源縣城西南4千米,大凌河南岸九頭山下的平坦臺地上。整個城址文化層堆積分屬三個不同時代,即夏家店上層文化、戰國時代和西漢時期。從地表采集的遺物觀察,古城址沒有晚于西漢時期的文化遺存。陶片刻有石城”“等,共出土漢代封泥19方,涉及的地名有白狼”“廣城”“廷陵”“無終”“昌城”“泉州”“當城”“夕陽等,除泉州、當城分屬漁陽郡和代郡外,其余皆屬右北平郡。封泥形狀有的正方,有的略圓,側面稍有傾斜。從封泥四周仔細觀察皆可看到蓋章時留下的指紋,背面有馬鞍式凹槽,槽內印有橫豎交叉的竹木紋理和粗細繩紋之痕跡。多數為褐色,少數為土黃色。用細膩黏土制成,質地較堅硬。封泥是地方政權機構之間公函來往的憑證,其中18方封泥皆集中在H4中,說明該灰坑附近可能有官署類建筑。秦漢時期,由于征伐匈奴,凌源安杖子一帶便成為軍事交通重鎮。安杖子古城址靠近大凌河谷,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扼守燕山的門戶。這次古城址考古發掘出土的多件陶器口沿和器底刻有石城兩字陶文印記,而十幾方封泥中唯獨不見石城看,安杖子古城址應為右北平郡的石城縣[24]。

 

  碑石

遼寧歷史悠久,各地遺存中有大量石刻,是一批珍貴的地方史料。遼寧地區所存碑志的地域特征是:隋唐墓志均出自朝陽,遼代墓志則多出自朝陽、阜新、北票、法庫兼及各地,明清時期的墓志、墓碑與廟碑則多出自遼東的遼陽、鞍山、沈陽和遼西的錦州、興城、北鎮等地。這些石刻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遼寧地區的歷史民族風情與各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交融,展示各民族對開發遼寧、鞏固祖國的東北邊疆所做出的歷史貢獻。這些石刻的文字,校正了過去面世的許多遼寧石刻著錄的疏誤,而且在石刻內容的時空上,也填補了許多空白。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出土于河南、河北、吉林等省,現收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石刻中,河南洛陽邙山出土的北魏元氏皇室子孫的墓志和河北磁縣出土的東魏、北齊王侯、幕僚的墓志,可補《魏書》《北齊書》記載之闕。

 

遼寧石刻見之于著錄首推《盛京通志》,其中收錄的石刻有29通,均為清初開國帝王、重臣的墓道碑;民國二十年(1931年)纂修的《奉天通志》金石志中,收錄的石刻263通。這些石刻年代最早的是三國曹魏正始三年的毌丘儉丸都紀功碑、東晉義熙十年的高句麗好大王碑、南北朝時期北魏太和二十三年的營州元景造像記和景明三年的昌黎韓貞造像記,所收石刻多為廟碑、墓碑及其他雜碑。元景造窟題記魏碑體,被康有為譽為元魏諸碑之極品。梁啟超《魏元景造像殘石跋》稱其書由八分蛻入今楷,痕跡盡化,而神理固在,天骨開張,光芒閃溢”[25]。

 

本書收錄的碑石以石經殘字為主,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等上奏要求正定經書文字,經漢靈帝準許,由蔡邕用隸書寫《周易》《尚書》《春秋》等于石上,鐫刻后立于京都洛陽的太學門外,作為官方的經書用字標準。館藏的一批漢和三國曹魏三體石經殘字,內容多是十三經中諸如《詩經》《易經》《論語》《左傳》等的殘章片句,字體變化多端,從中反映著篆、隸、楷體的演變與交融、發展與成熟、定型諸跡象,從書法的角度演繹著歷史的進程。

 

魏晉十六國時期活動于遼西地區的慕容鮮卑等都沒有本民族的文字,遼西地區這一時期通行的文字是漢字。由于文字在社會上的廣泛應用,各類字體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范圍,如篆書用于印章,隸書用于銘石,行書用于尺牘,繆篆用于符信等。目前掌握的這一時期文字資料均為考古所得,有印章、陶瓦文、銅器銘刻、磚石墓表、壁畫題記五類,分散收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及朝陽博物館、錦州市博物館。

 

印章有殿中都尉鎏金銅印[26]、前燕奉車都尉銀印[27],以及北燕馮素弗墓出土的范陽公章金印、遼西公章鎏金銅印、大司馬章鎏金銅印、車騎大將軍章鎏金銅印[28]。奉車都尉銀印,篆書規范、工整;即便像馮素弗墓出土的急就而成、專為殉葬所用的明器印,盡管字跡潦草,刻工粗糙,但也是采用篆書,以示莊重。

 

陶瓦文如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一件陶罐底部有隸書甫車”[29],北票金嶺寺建筑址出土的一件殘筒瓦背上隸書令使”[30],朝陽北大街出土的一件陶甕肩上有行書太平十一年四孫龍造□□”[31]。銅器銘刻如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一件銅器口沿外側,隸書元康三年三月洛陽冶造三升銅銗鏤重二斤第一”[32]。

 

朝陽縣姚金溝村發現的崔遹墓表均豎刻隸書,一為燕建興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15字,一為燕建興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東武城崔遹”[33]。錦州市區一座磚室墓的李廆墓表,在一整塊繩紋磚上刻楷書燕國薊李廆永昌三年正月廿六日亡三行15[34]。

 

普通工匠所刻之甫車、瓦背所刻令使、前燕的袁臺子壁畫墓墨書題記、前燕的銅器銘刻與更晚些的后燕崔遹墓表都為隸書,而東晉初年的李廆墓表則是楷書寫法為主,北燕工匠在陶甕上的刻款則都是行書??梢娢鲿x三燕時期遼西地區也是篆、隸、楷、行諸體并行,而且不晚于東晉初年,新體的楷書就已經在遼西地區流行了,發展到北魏時期的劉賢墓志,一般認為是北朝隸書的代表作品,在中國古代書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學者從墓志敘述世系的方式、避諱、書法及文辭風格等方面,認為這是一方書寫、刊刻于唐代的墓志[35]。

 

綜上,遼寧省博物館館藏銘刻于青銅器、封泥、磚、瓦、碑石等各類載體上的文字,無論是遼寧本地區出土文物,還是傳世文物,其豐富的文字資料,及其蘊涵的歷史信息,都有待于綜合的整理與研究。本書拋磚引玉,期待以比較全面的資料展示,為廣大學者提供清晰的一手材料。

 

后記

劉寧

遼寧省博物館藏品主要有:原藏的部分唐渤海、遼代的考古資料,河南出土的甲骨,以及北魏墓志、遼慶陵哀冊等;經朱啟鈐先生多年銖積寸累而來的宋、元、明、清緙絲和刺繡精品;溥儀從北京故宮運出,后部分轉歸東北博物館的歷史書畫珍品和宋元善本圖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遼寧各地考古發掘的一批出土文物及征集、購買、捐贈的各類文物。

 

經過多年來的積累,遼寧省博物館所庋藏的各類文物,頗為可觀,不僅數量多,年代跨度大,而且獨具歷史與文物價值。特別是館藏金石文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舉凡甲骨、青銅、陶文、石刻、印璽、錢幣等,不一而足。1999年,時值館慶五十周年之際,曾結集出版《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精萃》拓本,提供了一批耳目一新的原始材料。彼時筆者承擔了挑選文物及解讀的工作,第一次接觸帶文字的文物,一直存念將這批文字資料整理出版,并能做成展覽,以博物館的方式,呈現出來。

 

筆者的古文字學識來自大學時吳振武先生開設的古文字學專業課,當時的課堂筆記,工作后受用至今。這本圖書的編寫,還承蒙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吳良寶教授、曹磊博士,文學院李松儒教授對書中先秦時期疑難文字的識讀與校定。

 

圖書出版歷時多年,感謝我的同事,拓片郭德勝、張啟剛,攝影林利、沙楚清,參與整理校對的李松儒、陶亮、么乃亮,以及遼寧省博物館保管部各庫房的保管員。特別要感謝文物出版社的楊新改,以出版人的專業與耐心,長期以來的支持、鼓勵與幫助。

 

最后,錄吳師當年課堂上用篆書教學生的唐代王播《題木蘭院二首》,以致謝忱。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

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阇黎飯后鐘。

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內頁展示

 

 

注釋

[1]徐秉琨、孫守道:《東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農牧文明》,上海遠東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5557頁。

[2]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喀左縣北洞村發現殷代青銅器》,《考古》1973年第4期。

[3]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熱河凌源縣海島營子村發現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8期。

[4]徐秉琨、孫守道:《東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農牧文明》,上海遠東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69頁。

[5]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248頁。

[6]喀左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 北洞文物發掘小組:《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1974年第6期。

[7]王綿厚:《東北亞走廊考古民族與文化八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5頁。

[8]張震澤:《燕王職戈考釋》,《考古》1973年第4期。

[9]旅順博物館報導組:《旅大地區發現趙國銅劍》,《考古》1973年第6期。

[10]許明綱、于臨祥:《遼寧新金縣后元臺發現銅器》,《考古》1980年第5期。

[11]許玉林、王連春:《遼寧寬甸發現秦石邑戈》,《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3期。

[12]董珊:《論春平侯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研究(六)——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

[13]井中偉:《由曲內戈形制辨祖父兄三戈的真偽》,《考古》2008年第5期。

[14]熊長云:《秦詔銅箍殘件與秦桶量之復原——兼論桶量與斛量之更替》,《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

[15]羅振玉:《雪堂類稿》丙卷《金石跋尾》,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頁。

[16]劉寧:《對幾面金代牌子的認識》,《遼海文物學刊》1995年第1期。

[17]遼寧省文物普查訓練班:《一九七九年朝陽地區文物普查發掘的主要收獲》,《遼寧文物》第1期,1980年。

[18]孫國平:《朝陽新荒地隋韓暨墓清理簡報》,《遼寧文物》第1期,1980年。

[19]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遼寧朝陽唐左才墓》,《文物資料叢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王金鈩:《唐左才墓志析》,《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20]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朝陽唐韓貞墓》,《考古》1973年第6期。

[21]王連龍、叢思飛:《唐代〈高英淑墓志〉考釋——兼論遼西地區高句麗移民問題》,《古典文獻研究》2018年第2期。

[22]靳楓毅:《西漢柳城故址考辨》,《黑龍江文物叢刊》1982年第3期。

[23]徐秉琨:《遼寧發現戰國陶銘四種考略》,《遼海文物學刊》1992年第2期。

[2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安杖子古城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年第2期,圖版拾叁。

[25]金毓黼:《東北文獻征略》卷四《金石》第三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十五冊之四十四(上)第70頁。以上均轉引自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注14、15。

[26]陳金梅:《北票發現殿中都尉印》,《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第122頁。

[27]田立坤:《朝陽前燕奉車都尉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28]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

[29]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北票市文物管理所:《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

[30]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北票金嶺寺魏晉建筑遺址發掘報告》,《遼寧考古文集》(二),科學出版社,2010年。

[31]田立坤、劉寧、梁志龍、譚國武:《遼寧文化通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卷》,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年。

[32]劉寧:《記喇嘛洞出土的一件元康三年銅銗鏤》,《遼寧考古文集》(二),科學出版社,2010年。

[33]陳大為、李宇峰:《遼寧朝陽后燕崔遹墓的發現》,《考古》1982年第3期。

[34]辛發、魯寶林、吳鵬:《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簡報》,《文物》1995年第6期。

[35]王連龍、胡宗華:《〈劉賢墓志〉考論》,《中國書法》2018年第8期。


感謝文物出版社惠賜書訊并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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